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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开讲
大家好，我是猫叔儿，热爱人文历史。今天我想换个角度，带大家深入解读那些历史故事。上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一起穿越时光。
说起韩国，在战国七雄中，它无疑是最弱小的存在。无论是人口数量，还是土地面积，韩国都名列倒数。更糟的是，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不利，四面环敌，压力山大。
《史记》里有一篇《韩世家》，里面反复出现“秦伐我XX、秦拔我XX、魏败我XX、魏攻我XX”这样的句子。由此可见，韩国几乎全年无休地处于被攻击或者备受威胁的状态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甚至断言，韩国之所以能列为诸侯，多亏了韩厥先祖护持赵氏，使赵氏不灭，积累了“阴德”。这也显示出太史公对韩国的评价并不高，基本是夹带了几分无奈和不屑。
展开剩余89%《史记·韩世家》记载：“韩厥之感晋景公，绍赵孤之子武，以成程婴、公孙杵臼之义，此天下之阴德也。韩氏之功，于晋未睹其大者也。然赵、魏终为诸侯十余世，宜乎哉！”可见，韩国的功绩并不显著，更多依赖祖上的功德积累。
那么，这么一个弱小国家，在战国历史舞台上，真的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吗？其实并非如此。不同于同样实力不济但一直默默无闻的北方燕国，韩国却在战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，甚至可以说，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改变了整个战国的走向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请诸位听我慢慢道来。
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，土地瓜分成三块：魏占据晋西南，拥有晋国最肥沃且险要的地带，被称为“表里山河”；赵占据晋北、晋中以及河北大片土地；韩国则分得晋东南的上党高地和洛阳盆地。
从土地质量上来看，韩国的地盘是三国中最劣势的。上党多山地，耕地极少，农业产出不多，因此人口也最少。这种土地和人口上的先天不足，直接限制了韩国发展成为强国的可能性。我们常说，农耕文明的根基是土地和人口，没有坚实的基础，谈强大无从谈起。
以秦国为例，它的崛起是建立在农业开发基础上的，商鞅变法的核心之一就是垦荒令，即大力开发关中地区的农业。韩国早期吞并郑国，也是看中了郑国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优势。正如那句古话：“燕地十里，不如宋地一里”，土地和人口决定了国家的根本实力。
虽然韩国分得的土地在农业和经济方面逊色不少，但这些地缘战略位置却极其关键。
先说上党高地，它北接赵国重镇晋阳，西邻魏国的河东地区，目光可窥探魏国旧都安邑，东望赵国新都邯郸，俨然守护着晋地的南大门。
再说洛阳盆地，这里有成皋，也就是虎牢关的所在地，虎牢关是洛阳盆地向东的门户。韩国若想吞并郑国，必须通过这里。秦国东出中原的路线也要经过虎牢关，足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。
洛阳盆地拥有洛水和黄河两条水道，水路通达中原各地，极大降低了物资运输成本。秦朝在此设立敖仓，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。
此外，洛阳附近的宜阳，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铁矿产地——宜阳铁山。铁矿资源的价值不言而喻，当时的兵器“天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”绝非虚言。
韩国的领土被魏国从东西两侧包围，如同被困于国中之国。这限制了韩国的扩张方向。吞并郑国后，韩国的扩展几乎走到了尽头，再无可拓空间。面前的强敌秦、魏、楚，无一不是难以撼动的存在。
韩、魏两国的地缘关系紧密相连，命运也被牢牢绑定。魏国强盛时，韩国便能借势扩张；魏国衰弱，韩国的上党高地都难保。韩魏不和，魏国迅速衰落，疆域被分割；韩魏联盟，则魏国可称霸中原。
总而言之，韩国的土地对自身国力提升有限，但却是战略要地，兵家必争之地！三家分晋，导致晋地的防御体系被破坏，三国地形相互牵制，一旦缺乏战略互信，必将遭受沉重打击。
韩国在韩昭侯时期，任用申不害施行变法，申不害变法被称为“术治”。
那么“术治”到底是什么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，权谋术数便一直存在。申不害是最早为“术治”建立系统理论的人。他主张君主要通过秘密监督和考核，选拔并任用官员。整个过程必须秘密进行，不让官员察觉。偷偷观察他们的言行是否一致，是否称职，品德是否端正，对君主是否忠诚，等等。
“术”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，也是加强君主集权的工具。
简言之，“术治”本质上依然是人治，与李悝、商鞅主张的法治理念有根本区别。它特别考验君主的能力：君主强则政局清明，君主弱则朝堂混乱。遗憾的是，韩国近两百年间，从韩康子开始的十数位国君，几乎无人能够成为英明强主。
过分依赖“术”而未建立相应的法制，导致君臣之间互相猜疑、勾心斗角，光明正大的政治几乎绝迹。
申不害打开了权谋的潘多拉盒子，改变了韩国人的性格，让韩国政治变得阴暗复杂。官员们缺乏安全感，人人自危。韩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，蜕变成一个老谋深算但缺乏朝气的中年人。
当然，申不害变法也有积极面：削弱贵族势力，整顿新军，鼓励农业生产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。但这未能带来根本性的转变，反而让韩国成为了“术治之邦”。
后来辅佐五代韩王的张氏家族，继承了申不害的权谋之术，成为战国闻名的权谋世家。这个家族的代表正是汉朝开国功臣张良的祖先。
从历史中可以发现，战国各个关键节点，韩国总是那个点燃导火索的角色。比如马陵之战让魏国由盛转衰，开启了战国中期群雄争霸的局面；长平之战则标志着战国末期秦国统一的势不可挡。所有大战的根源都与韩国密切相关，这绝非巧合。
我们不妨从三个历史事件中，看看韩国如何搅动这场战国大戏。
魏惠王初登位时，其弟公子缓争夺王位，联合韩、赵两国发兵攻魏。
当时魏国内部分裂成两派，魏惠王掌控的力量有限，联军在浊泽打败魏军，随后围攻魏都安邑。但因赵成侯和韩懿候之间意见分歧，韩赵联军竟然连夜撤兵，魏国侥幸保全。
这一过程充满戏剧性，联军胜势明显却无果而终，实难理解。难免令人怀疑背后是否有隐情。由于战国史料大量遗失，司马迁的记载存在含糊与时间线混乱。
后来魏国史料《竹书纪年》出土，补充了部分细节：韩赵确实出兵并有所获，夺得魏蔡邑。魏国反击成功，击败赵军并围攻浊阳，邺城军队在平阳大胜赵军，而韩国则几乎没有表现。
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。封公子缓；赵侯种、韩懿候伐我，取葵。而惠成王伐赵，围浊阳。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。”
赵国退兵原因之一是深入魏境后路被切断，韩国随后也不得不撤退。
从韩国的抉择来看，魏国内乱时，韩国听从公孙欣建议果断出兵，围攻安邑，并向赵提出分裂魏国的要求。
韩国意图明显：分裂后的魏国实力大幅削弱，变得比韩国还弱，威胁自然减少，韩国由此获得扩张空间。但这一计划与赵国利益相冲突。赵国经过公仲连变法，实力逐渐追近魏国。赵的目标是削弱魏国扶持公子缓，取代魏国成为三晋盟主。
虽然韩国未能如愿，魏赵关系却因此破裂，为后来的桂陵之战埋下伏笔。
马陵之战彻底改变了战国前中期格局。其起因是逢泽之会。
逢泽之会背景是：桂陵之战后，魏国在韩国帮助下，在襄陵大败齐宋卫联军，一雪前耻。秦国见势不妙，迅速归还魏国被侵占的旧都安邑，并促使魏惠王会盟诸侯称霸。
魏惠王会盟秦赵等诸侯，宣布霸权，但韩国竟缺席此会。魏惠王大怒，攻打韩国，引发马陵之战。
关于马陵之战细节颇多争议，这里暂不展开，但起因基本无异议。
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十八年，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。齐候使楚景舍来求成。”
韩国此时选择不承认魏国霸权，站队齐国。曾经甘当魏国小弟的韩国为何突然背叛，史料未详。
此举使魏国丧失霸权地位，沦为二流国家，战国进入群雄逐鹿的中期阶段。
公元前262年，秦国攻占韩国野王，彻底切断上党高地与新郑的联系，使上党成孤立地带。
韩国桓惠王惧怕秦国一举吞并，在相国张平（张良之父）建议下，一面向秦国谢罪，献出上党；另一面则让冯亭将上党献给赵国。这是韩国的阳谋，企图借祸水引到赵国以求自保，结果引发长平之战，秦大败赵国，扫清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。
赵国难以拒绝接纳上党，有了上党，赵国北南防线完整，可稳固邯郸都城。失去上党，邯郸将直接暴露于秦军锋芒之下，战略主动权尽失。赵国虽知韩国图谋，却无可奈何，利益大于风险。
对于韩国而言，想通过外交权谋求得生存，反而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，自己则首当其冲被秦灭亡。
聊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韩国在大国夹缝中艰难求存，凭借手中为数不多的筹码，撬动了整个战国的历史进程。
不得不说，“韩国”这名字真是够“有毒”的，或许如今朝鲜半岛的韩国，也从它祖先那里学到了这份“绝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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